台湾少数民族墓葬民俗文化，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，主要表现了其原始性与分散性的特点。本文主要从墓地选择方面剖析明清时期，乃至近代，台湾少数民族墓莽民俗文化演变的历史状况，从这一侧面认识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与特色。

　　丧葬民俗文化，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。明清以来，随着台湾的逐步开发，台湾和大陆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交往联系的不断加强，台湾地区民俗文化的演变发展，更加文明开放。而台湾地区散居的少数民族，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，直至明清时期乃至于近代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，民俗文化仍然保留了较大的原始性与分散性。

　　墓葬民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风貌与特色。墓地，即埋葬死者之地，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，有着浓浓的一笔。古人非常重视墓地的选择，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充满迷信色彩的风水理论。选择墓地，需要观察地形地貌，山水形势，以便趋吉避凶，庇佑后代。而台湾少数民族，于墓地的选择则较为淡化简单。

　　虽然台湾少数民族，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，也有一套选择墓地的方法，但至少显得较为粗糙随意。台湾少数民族的墓地选择，多取死者死亡之地作为埋葬之地，故多实行室内葬，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葬俗。

　　台湾少数民族所盛行的室内葬，是有其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。如南投县泰雅族人认为室内葬是一种善终的标志。他们称死亡意义是灵魂出窍不归，把死亡分为善终与恶死两类。而其善终，是指死者死亡在家而有亲属在侧者。一般善终者均实行室内葬，装殓妥当后，即由男性近亲在死者临死之床下掘一圆穴，深五六尺足以竖放下尸体后头上尚余一二尺之高度，然后将尸体下葬，并以死者之番刀、烟斗等常用之物为附葬品，最后盖一石板，覆土平穴。剩余的墓土与死者留下来的衣物一齐运出弃之野外，参加埋葬之人，葬毕则在溪流之处洗身，并将其身上的衣服弃之荒野而归。

　　恶死，则包括野外露死，或被害非自然的死亡，自杀、难产等亡故者。而所谓恶死者则不能享受此待遇。泰雅族认为一切非自然的死亡，或战死、自杀、难产者等死亡者，皆为不吉，普遍即在其死亡的地方就地掩埋之。难产死者，葬后全家弃屋而走，另建新居。凶死之丧葬事毕后，一定要请巫师驱除恶灵，而后始能恢复正常。这实际上是鬼魂祭拜的一种反映，迷信鬼魂有超人的力量，所以需要以躲避的方式，或借助宗教力量驱除恶灵，以庇护在生之人。

　　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，其家人即使是属于善终一类的死者也未必可以长眠室内，还必须迷信一些自然现象以判明死者室内葬是否合适，如彰化县少数民族。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则盛行室外葬，即使善终之人也不例外。如花莲县阿美族他们把一些所谓善终之人埋葬在室外。一般把尸体移到本家，由本家老人在前庭选择埋葬地点。

　　这些都是不同民族、部族所具有的不同风俗习惯，并非有一定很严格的标准，墓地选择也是一样。台湾少数民族墓地选择，显然较为杂乱。民族、部族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，但也显示了其独特的地方民族丧葬民俗文化意义。一方面把墓地选择作为庇佑后人，趋吉避凶的一种手段。如墓地的选择加工就有诸多禁忌。如上述花莲阿美族，墓地的选择制作表现了诸多禁忌与规矩，表达了对死者鬼魂的恐惧与崇拜。另一方面通过墓地的选择，作为死者死亡性质类别的鉴别与标志。如善终者，在台湾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，多实行室内葬，而对于其他由于各种意外而死亡的死者则一般随地而葬。即使有将恶死之人葬在室内，全家也要迁移他所。他们认为类似的所谓恶死之人，会给后人带来厄运。

　　综上可知，台湾少数民族墓地的选择，具有独特社会民族文化意义。尽管与中原汉族相比，尚缺乏较完整的风水理论，而较多地表现在民族的习惯习俗上，它也再一次证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乃是物质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