仫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。远在两、三千年前，她们的祖先为百越族群的一部分，生活在我国岭南的广阔土地上。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，仫佬族的古代先民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。1958年，我国考古工作者，在柳江县通天岩发掘出土的“柳江人”，说明仫佬族先民在距今五万年前已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。
在岭南广西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，有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釜、罐等；也有桂林甑皮岩出土的蚌壳、石斧、石杵、石凿、骨针、骨锥等，这些文化遗物，经碳（14）测定年代为8000—9000年左右。这说明在百越族群的先民中，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主要地位。仫佬族中流传“兄妹为婚”的故事。说婚后生下肉团，把他砍碎，抛撒四野，变成人类。它反映了仫佬族的先民，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原始群婚的阶段。
近年来在隆安大龙潭遗址发现的碳屑，碳（14）测定年代为6500年上下。在钦州那丙公社独北禾塘岭出土的木炭，碳（14）测定年代为4500年左右。这两处古文化遗址的发现，说明仫佬族先民在4000—5000年前，已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，其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，火的使用更加广泛普遍，当时的社会组织，已经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。
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末年，居住在岭南西部一带的仫佬族先民，被称为西瓯骆越民族，当时已进入了阶级社会。秦汉时期，秦始皇统一岭南后，设置了南海、桂林、象郡等三郡，设官置吏，把岭南统一在中国范围内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汉代又分为九郡，仫佬族地区属潭中县地。从此仫佬族先民进入了祖国民族大家庭，岭南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时大批的汉族人民，先后进入岭南与西瓯骆越民族杂居，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，促进了岭南越族的融合和分解，加速了西瓯骆越民族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。
隋唐时代，中央封建王朝，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，进一步加强了。唐代，既逐步增加了州县的设置，派来了大批汉官进行直接控制，同时又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吏，采取了“去者不追，来者羁之”的羁縻政策。
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）平肖铣后，以隋代义熙县地置融州。领融水、武阳等县地，后改安修县。仫佬族地区属安修县，为桂州都督府管辖。这一时期，仫佬族的先民俚僚社会经济，已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牛耕开始出现，稻田耕作技术有了提高，手工业的冶炼、淘金、制陶、采铜等技术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中央封建王朝，又把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或官员，如柳宗元、李商隐、元结等人贬来（或派来）岭南做官，他们在那里设馆开班，传播中原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思想。但仫佬族先民居住的天河、安修、武阳等地仍然存在奴隶制。
宋代，是仫佬族先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宋太祖开宝5年（公元972），以桂州琳洞地置罗城县。先隶融州，后属庆远。委来汉官管辖，废除五代时的烦苛赋敛。宋仁宗皇祐年间，中央王朝镇压侬智高的起兵以后，在桂西广大地区普遍建立土司机构，伶僚族住居的罗城、天河等地区设汉官统治。根据宋朝廷派到宜州任职的沙世坚撰《思恩府蛮人请留盐钱论碑》记载：当时仫佬族先民的民族头人，被侮称为“蛮长”。
明王朝建立后，一方面继承了宋、元之制，在罗城、天河、宜山等仫佬族住区设流官，推行里甲制度，调整统治辖区，进行更加严密的统治；另一方面，则在县官之下，增设了土巡检司、镇和寨堡等基层机构，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为官，把流官与土官的统治结合起来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分融县（融安、融水两县境）管辖的东隅里、西一里、西七里、西九里、东五里、东九里、平东里、平西里、高元里、布政里、安祥里、乐善里等十三里的688村划归罗城县。洪武34年（1402）设立安祥、乐善二里、莫离、武阳、通道三镇和寨那、寨印、寨城、寨岭等四堡，大力推行堡兵制度，加强军事统治。明英宗正统12年（1447）2月，又建立了中峒镇、保江镇、理源镇等三巡检司，把原来的莫离镇巡检司移于东江莫埠，安湘镇巡检司移于郭城隘，乐善镇巡检司于烦口，通道镇巡检司于高县里。明宪宗弘治9年（1496）9月，“析天河县十八里地置永定长官司”，下设东禅镇、思农镇、归仁镇等土巡检司，设土官、副巡检各一员。在天河县和河池州之南（今罗城宜山县境），分设永顺副长官司和永顺正长官司，以壮族土酋韦万妙等为土官。这些统治者。既有汉官，又有本地少数民族首领。
统治控制进一步加强，双重需索，苛敛之重，仫佬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更惨重了。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，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，也不能不有所感叹。如弘治13年（1500）任总督两广的刘大夏曾说：“官无定制，上有十羊九牧之扰，民无定役，下有皂隶马夫之费”，“利重于名，徒曾民害”。阶级矛盾日趋激化，统治者有如坐针毯之感。弘治18年（1505），罗城县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了“革重耗，减盐引，招集流移，劝垦荒田”的措施。但是，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，这些改革措施，是无法彻底实行的。相反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种繁重苛赋仍然不断增加。至万历年间（1573-1619），封建王朝每年向罗城县各族人民榨取的田塘税面积达1910顷，征收夏秋两季税米达6821石，还有折色解司银527两。这些数字，在当时人口少、生产力低的情况下，对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。
广大劳动群众除了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剥削外，还受到水、旱、虫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威胁。据文献记载，从元朝大德初到明末的三百多年间，发生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十多次。在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临，各族人民求生无路，一系列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，象活火山一样，爆发出来了。
明成祖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罗城县韦公成乾率领壮族、仫佬族群众进行反抗斗争，声势浩大，威震柳州、庆远各地。明王朝派出官吏王煜前往招抚，“柳州等府、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，凡男女3300余口，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，……仍隶籍为民”。仁宗洪熙元年（1425），思恩县的覃公旺，率众二千起事，称都督。河池县覃公新，联合忻城、宜山莫往等地峒民韦万黄等四千余人，起而反抗，四面出击，杀官吏，开仓库，济贫困，深受各族人民拥护。仫佬族人民也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。明王朝感到岭南多事，风无宁日，派镇远候顾兴祖调兵前来镇压，他指挥彭峰、史雄、胡斌等为前锋，亲自带兵随后。由于官兵众多，起义队伍力寡不支，在河池一仗，义军首领韦圆、韦天党等战死，覃公新被俘解送京城杀害。然而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，只要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存在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继续下去。明正统8年（1443）8月，罗城县一带的仫佬族人民又起而反抗，夺回被官绅豪强占去的土地。据《明实录》载：“广西罗城县民地220余顷，为洞贼所据，不得耕种，乞免税粮，从之”。起义队伍控制了大片地方。明武宗正德6年（1511），仫佬族地区又爆发了覃惊天、韦动地方领导的人民反抗斗争，与大藤峡瑶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，汇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，激荡澎湃，此起彼伏，动摇了明王朝在岭南的统治。在李自成等各族农民急风雨般的起义冲击下，明王朝270多年的统治复灭了。
明未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，被入关的清王朝篡夺了。清王朝建立后，对各族人民进行更残暴的掠夺和屠杀，整个中国变成了民族大牢狱，仫佬族地区也不例外。 据史籍记载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间，封建统治者在仫佬族地区编户置籍，把隶属柳州府的罗城县划为44堡。堡设堡目，目下领兵，推行严密的堡兵制度。后来剥减为15堡，设堡目45人，其拥有土兵百多人。而在庆远府属的天河县仫佬族地区则设堡目一，拥有堡兵32人。后来又把堡目改为千总、把总，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剥削。据康熙22年郝浴编《广西通志》说：“伶者、僮之别种。……编于版籍。赋役亦如熟僮”。又说：“宜山伶，性习、居处、服食及婚丧，略与僮同，供赋役亦如熟僮”。这里所谓“伶”人，指的就是罗城、宜山一带的仫佬族称，他们至此已正式编户置籍，与当地壮族人民一样，担负各种赋税、劳役。据史籍记载，顺治18年，因为连年兵燹之灾，人民谋生为艰，知县于成龙曾采取了一些减免措施，以苏民困。到了乾隆、嘉庆之后，由于统治阶级的贪赃枉法，横片暴敛，各族人民苦不堪言，仅罗城一地，每年赋额征地丁银达2898两（遇闰加征银161两），米1493石，仓谷12000石。当时，罗城县范围小，人口小，人民负担之重，已是不言而喻。 不时，仫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农业耕作技术已逐步提高，“马，邑中民间多用以代耕”；手工业的打铁、制刀、铸犁等，已有了专门作坊制作。随着农业，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，仫佬族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初级圩市，使各族人民能够定期的前来进行农副土特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换。史载：“……伶俗随简，种山捕兽，时至圩市交易”。与此同时，煤矿也已经成批开采。据乾隆31年（1766），广西巡抚宋邦绥奏称，“融县四顶山产白铅矿砂，因无煤炭，不能煎炼成铅。而罗城县冷洞山，踩有煤路，可以运往就煤煎炼，试采已有成效，请准其开采煎炼。照例每炼铅百所，抽正课20斤，撤散3斤，造册报部稽核，户部议如所请从之”。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仫佬族地区传播也已逐渐深入了。明洪武初年，建立学宫。到清代中叶，又出现了不少的义学、社学，科学考试，除了规定每届招收汉族及入籍者少数民族文科八名，武科八名外，又另招收少数民族的苗学二名，仫佬族已开始有一些人精通诗文词赋而考取了举人和秀才。
在这一历史时期内，仫佬族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，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仍然无能为力，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仍然连年不断。据史籍记载：
从清朝初年到鸦片战争发生的近百年间，仫佬族地区发生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达二十多起，加之歉收年成及地方官吏的无限苛派，仫佬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再无法生活下去了。连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：“……庆远、思恩……等府，所属土司共45员，向因土官例不给俸，又无养廉，所以各司旧有田例之名，即系按田收租。其租银较民田加重，又有租外各项科派，土民剥削难堪，以致往往滋事”。各族人民的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斗争，从清朝初年就已发生。据《罗城县志》载：
清顺治9年（1652），李定国部攻陷柳州、罗城、宜山等地，仫佬族人民纷纷起而响应。“顺治12年（1655）乙未11月，龙韬自称义宁伯，盘踞柳、庆二府，征收税粮，横肆劫掠。知县沈鸿儒，驻防副将沈邦清俱被害。清兵屡剿不克，遂攻陷柳州，留贼目贾昌全驻守，而其党周正登立巢天河、罗城交界之山海村。……居民逃散山谷，搜出杀之。不即出者，以烟火熏死。……顺治13年丙申、邑人都督温如珍，奉命剿龙韬，阵斩之，恢复柳庆。韬党周正登、龚瑞龙，初逃大榕江，至16年官兵始尽歼之”。
反抗斗争的声势浩大，横扫柳州庆远两府，持续五年之久。统治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损兵折将，最后虽把事情平息了，然而斗争并没有停息。雍正7年（1729），潘世亮又领导了仫佬族等各族人民的斗争，搞得统治者疲于奔命，措手不及。据史籍记载，乾隆4年（1739），“庆远府属白土、丘索二村土蛮覃奉恩等作乱，（右江道李）锡泰被檄督兵，分五路会剿。自与副将从中路进，乘夜攀涯，抵丘索，焚其巢，遂会各路兵攻克白土，擒奉恩等，凡七日而两寨平。捷闻，叙功第一……”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石金元又领导了罗城、融州等地的各族人民开展反抗斗争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，天河爆发了余近忠、韦士诚领导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。这些斗争，从清朝初年以后，一直没有停止过，有“武阳岗（今罗城地），三年必反乱一场”的说法。它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。在这样的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形势下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拼命的进行反扑，采取“三年一小剿，五年一大剿”的残暴镇压手段。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，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。
鸦片战争的爆发，英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，巨大的战败赔款摊派，也压得广西各族人民喘不过气来。据光绪28年（1902）五、六月间广巡抚丁振铎奏称：“广西省此次奉派新约赔款每年30万两，加之补色汇费各项，共需银34万余两”。在当时人口少，生产收益低的情况下，这笔巨大的数字，以广西各族人民来说，自然是一个沉重负担。
生产和的进一步发展，促使了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化。农村中地主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而赤贫化。历史上推行的堡兵制度强占去的大片田地依然保留下来。据调查资料，清光绪30年（1904）以前，由小长安牛鼻河到东门、四把一带的几十公里路的地区，沿途凡是以堡为村名的地方，均有堡田，数量不少。堡目掌管堡田及征调堡丁服各种劳役大权，属于清王朝在仫佬族地区设置的基层统治者。后来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地主阶级。堡丁的社会地位比农民低，按照封建统治者规定，堡丁不能参加科学考试，不能与一般农民通婚，喜庆会饮不能与一般农民共席。耕种的堡田可以不纳粮，但必须为官府服各种苦力劳役，如抬轿、挑担、供应马草、修筑城垣、道路等等，随征随到，不得延误。地位有如农奴身份，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。另外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姓宗族的祠堂田、蒸尝田、庙田、社田等，仍然继续存在，但数量不多。这些田属于一姓一族公有的田地，由族长头人掌管，租给无地缺地农民耕种，每年收入租项，作为每年全姓族公共祭拜祠堂寺庙的开支。
整个看来，当时仫佬族地区土地占有情况，官田族田各占1/10左右。地主富农占有田3/10左右。农民占有田5/10左右，荒山岭地则属于各个村寨或族姓公有，每一家庭均可在那里垦植、放牧，不交租，谁种谁收。
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掠夺有增无减，自然灾害也频繁降临。据有关地方志书记载，从道光23年（1843）到光绪29年（1903）的60年间，仫佬族地区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达十四次之多，平均每四年多发生一次。其中旱灾二次。瘟疫病四次，地震二次，蝗灾一次。
广大农民无法生活，只好将仅有的一些土地抵押，变卖而丧失了生计，最后被迫到处逍荒流散。据光绪24年（1989）石门乡莫姓宗祠碑记载，这几十年间逃荒外地的户数达二百多户。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几十年间，在仫佬族地区的清朝地方官员，进一步与本地的地主豪绅勾结，加强了对仫佬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压迫。他们把清代初年推行的“有事为兵，无事为农”的堡兵（屯兵）制度，发展成为团甲制度，建立团练局，局以下设团，以五甲烟户为一团，设团总；团以下设甲，一甲十牌，一牌十户，设甲，牌长进行统治。在一牌之内的十户民家，必须得到牌长保结，上报团局否则被认为是不清之户。光绪22年（1896）。改设团防局。至光绪28年（1902），进一步成立联团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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